英国公投退出欧盟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成为了2016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不仅为国际市场增添了新的变数，也对全球治理及世界经济复苏产生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英国脱欧将使全球经济回升放缓，使英国未来三年GDP增速累计减缓1.4个百分点，并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将2017年欧元区GDP增速预估值由1.6%下调至1.4%。英国脱欧对我国经济影响总体有限，在对我国经济带来挑战和不确定性的同时，也为未来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洲发展战略深度对接以及与中东欧贸易、产能合作等带来新的机遇。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主要经济体趋势分化，全球需求低迷，我国对外贸易下行压力较大。但在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外贸扶持政策加码的影响下，我国外贸的国际市场份额基本稳定，发展方式逐步由“大进大出”向“提质增效”转型。下半年，调控政策继续发力、国际合作不断拓展、外贸企业加速转型，对外贸易增速有望延续低位趋稳态势，但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预计贸易增速难以出现明显改观。
上半年货币流动性闸门先松后收，社会资金成本总体下行，人民币汇率小幅贬值，人民币贬值预期和跨境资金流出压力有所减轻。下半年通胀压力对货币政策宽松的约束将减弱，但政策宽松空间受到金融风险和企业债务风险暴露、人民币贬值预期和跨境资金流出等风险因素制约。我国货币政策要综合权衡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等多个政策目标，未来应更审慎、更偏中性。下半年要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监管以及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引导和管理。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形势总体偏弱，同比增长9%，增速分别较去年同期和全年放缓2.4和1个百分点，一季度回暖（10.7%）、二季度滑落（8.1%）。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0.3%，是支撑投资增长的定海神针。受商品房销售向好带动，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所改善。受制于外需不足和内需疲弱，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低速增长。下半年投资增长结构基本不变，只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可能小幅回落。预计下半年和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左右。建议两手抓，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重大基建项目开工建设，做好融资保障；一手抓民间投资，落实好国办《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确定的八项措施。
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先升后降，总体平稳，CPI同比上涨2.1%；工业生产者价格降幅持续收窄，生产领域通缩压力有所减轻，PPI同比下降3.9%。未来一段时期，总需求稳中趋缓、产能严重过剩、粮食产量和库存双高等因素将抑制物价涨幅；M1快速增长、劳动力成本上升、猪肉价格高位运行等因素将支撑价格上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预计全年CPI上涨2.0%，PPI下降2.7%。建议实施灵活偏松的货币政策，采取措施保持主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加大利用价格杠杆淘汰落后产能力度，推进重点领域价格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疲弱，国内经济结构性矛盾加剧，社会预期敏感脆弱，风险隐患有所积累。我国坚持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有难，难中有险。展望下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需要处理好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关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历史表明，重大的经济危机常常由社会失衡引起，需要从社会视角入手解决。上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实质上是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导致的产能过剩危机。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就是构建了有利于促进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体系，从而逐步引导美国走出了大萧条的泥潭。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重大转型，也出现了产能严重过剩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以史为鉴，当前应推进以社会公平为重点的社会文明建设。
5月1日，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面推行营改增。这是推动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能降低制造业成本，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专业化分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具有一举多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显著作用。本文利用国家信息中心的SICGE模型（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了全面实施营改增对宏观经济和各个产业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营改增在短期内能提高就业水平，可使GDP总量增加0.9%，并提升投资的回报率，长期内可提高资本存量，从而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全面实施营改增对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的调整可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2016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略有回升，生产者价格降幅有所收窄，生产领域通缩压力阶段性减轻。未来我国猪肉价格仍将高位运行、M1快速增长、价格改革稳步推进等因素将支撑物价上涨；总需求稳中趋缓、产能严重过剩、粮食丰收等因素将抑制物价上涨。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影响，今年我国物价水平将呈温和上涨态势，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预计二季度CPI上涨2.3%，上半年上涨2.2%；二季度PPI下降3.7%，上半年下降4.3%。建议采取有效措施保持主要农产品价格稳定、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推进重点领域价格改革、实施稳中偏松的货币政策。
一季度全国工业常规监测指标表现好于预期,增速环比出现积极变化，这与前期投资效应显现、简政放权力度加大、社会预期朝积极方向转变有密切关系。但工业运行中出现的一些苗头性问题如：企业资金回笼速度变慢、不良贷款处理难度加大等需要高度关注，以防资金链条断裂导致风险在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互相传导。从对去产能三种不同情形的分析结果看，产能过剩仍然是工业增速中、短期触底回升的制约条件，建议在此窗口期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过剩产能尽早出清，着重培育有助于强化新动能的市场环境，为中长期工业企稳向好营造积极因素。
今年3月2日，美国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次日又将多家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评级下调至负面。3月31日，标普也步其后尘，下调中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评级。纵观三大评级机构评级历史可以看出，在经济处于快速上升周期的时候，它们刻意压低中国评级，导致我国海外融资成本上升；在经济处于转型期时，再度降低中国评级，存在做空中国的嫌疑。横向看，三大评级机构对大公司破产和历次金融危机没有做出过任何风险提示，在欧债危机中扮演了落井下石的角色，并不具有评级机构应有的预警功能。因此，当前我国应联合各国要求加强对国际评级机构的治理，同时破除评级迷信，降低对国际评级机构的依赖，积极扶持本土评级机构。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我国外贸增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新常态”下，我国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发生深刻变化，提质增效成为新阶段的主要特点，沿用旧常态下靠汇率政策促进外贸增长将得不偿失。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取向更具有积极意义，这不仅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而且也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因此，新常态下汇率已不宜再作为基本政策工具来使用，建议抓住时机进一步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以充分发挥汇率作为价格信号的调节作用。
杠杆的使用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适度的杠杆率不仅能够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而且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如果杠杆使用不当，则会造成信用违约频发、金融机构不良贷款陡升、资产价格崩溃，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产能过剩依然未得到有效清除，房地产库存尚未化解，企业成本仍处于较高水平，有效供给尚在培育阶段，我国经济依然面临较高的风险。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杠杆”列为2016年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求积极稳妥地逐渐消化泡沫和杠杆问题。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环境下，要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降低相关部门的杠杆率格外重要。
2015年11月5日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呈现直线贬值趋势，这一趋势直到今年2月3日才有所缓解。但是，2月16日开始，人民币再度出现贬值趋势。人民币汇率走势已经成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的焦点。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外汇市场波动乃至震荡将成为常态。深入分析当前人民币贬值的原因，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对稳定国内外金融市场，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
“去产能”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歼灭战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产能明显过剩，大量僵尸企业占用人财物等各类资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拦路虎”。2014年，我国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仅为78.7%，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等多个行业已经陷入严重产能过剩，而且存在恶化趋势。化解过剩产能应拓宽思路，优化激励机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严控新增产能，抓好资产处置和人员安置两大关键问题。
当前我国消费领域的突出矛盾在于中高端消费品有效供给不足，供需出现错位。供给过剩表现在同质、低水平生产能力的过剩，而对适应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新产品却开发不力,不能满足这部分消费需求。供给层次与消费需求层次错位表现在消费品供给没有跟上消费升级对需求的变化。从根本上看，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失去良性互动，企业价值链“低端锁定”现象较为严重，创新能力不足。
因此，从有效供给不足转向供需平衡是一个系统工程，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需要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市场机制，全面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降低，发展继续呈现分化现象。发达国家经济温和复苏，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继续放缓；全球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回落，全球通货紧缩压力逐步显现；发达国家就业市场出现积极变化，但青年失业率仍处较高水平。2016年全球经济发展将继续延续2015年的趋势，美联储货币政策将逐步回归正常化，但欧元区和日本仍将实施量宽政策，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可能诱发金融动荡。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在3.2%左右，与2015年基本持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我国需要通过国际经济合作进一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扩大影响力，积极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基于经济监测一致合成指数分析，从2013年9月起我国宏观经济景气进入新一轮下行循环，目前保持平稳低速运行。从月度综合警情指数来看，经济景气处于“偏冷”区间，但已运行至接近正常区间下沿，显示出回升的迹象。从经济监测预警指数走势看，部分效益指标趋冷，流动性较为宽松，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优化。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8%以下，经济增长速度平稳回落。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全球经济体走势分化，面临着一定困难，也孕育着机遇，国内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国民经济潜在增长率下移，内生动力不足，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行，企业效益下降，财政预算收入增幅创六年新低。有关部门认真落实积极财政政策，加强支出预算执行管理，积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保障了稳增长、惠民生等重点支出需要。2016年，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收支平衡压力仍然较大，建议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和债券发行规模，加大盘活存量财政资金的力度，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国家重点项目支持、产业引导、社会政策扶持和托底等领域的重要功能，促进内需稳定较快增长。
201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下行压力较大，增速明显放缓，多项投资指标屡创新低。基础设施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明显减速。企业自主投资意愿不强、实际融资成本较高、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投资能力受限、PPP模式进展较慢、房地产市场库存仍然较高等成为困扰投资形势趋稳的主要因素。展望2016年，推进重大工程包建设、调低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投放专项建设基金、加大企业债券支持力度、增强财政资金投资能力、扩大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范围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将释放积极效应。预计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