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世界经济难以摆脱低迷增长，外部不确定性增多；国内传统外贸优势逐步削弱，新兴竞争优势有待形成，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维持弱势运行。展望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外部需求改善程度有限，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形势仍难有大幅改善。但G20共识逐步落实、人民币加入SDR、外贸扶持政策显效等因素将支持外贸平稳运行。建议下一步加快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引导并鼓励新兴贸易业态发展，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提质增效。
2016年以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我国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物价温和上涨，预计全年GDP将增长6.7%左右，可以实现预期调控目标。展望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仍然疲弱，一些国家大选和地缘政治等不确定性因素对经济复苏的影响加大，国内新的增长支撑点缺乏、民间投资不振、金融风险加大、居民收入减速等因素叠加影响，我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建议把6.5%左右作为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综合施策，适度扩大总需求。
近年来，房地产相关收入逐渐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和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十三五”时期房地产市场变化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十三五”期间房地产市场变化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较大，在基准情景下，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收入占地方税收收入的比重由“十二五”末期的42.2%下降至“十三五”末期的30.6%。同时，地区间差异将进一步扩大，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相关财政收入将保持稳中有增态势，二三线城市将面临较大压力。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对地方财政收入有着显著影响。科学判断“十三五”时期房地产市场形势，有效应对房地产市场调整变化，有助于地方政府谋划培植财源和提高财政资源效率。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第一次底部出现在2009年一季度。2010年三季度开始，国民经济又开始逐季减缓，主要是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下降引起的。从经济周期看，我国经济有可能在2018年左右第二次探底。综合考虑我国潜在经济增长能力趋势，建议当前的经济增长调控目标可以在6.5%上下1个百分点之间。实现6.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应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货币政策应予以积极配合，但不宜过早地把货币政策发挥到极致。同时，要把国企改革和处置僵尸企业放在优先位置。
上半年，国内各地区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努力拓展新发展空间，着力培育新发展动能，地区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但各地区差异化态势更加鲜明。部分地区已经逐步适应新常态，出现转型发展的良好势头，部分地区困难局面未明显改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给予必要的支持。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在一个长下行周期，经济景气呈现出“W型”阶梯式下降，目前已经历了两次完整的短周期波动，先行指数从下半年开始步入新一轮周期的下行通道，预计年底经济景气先行和一致合成指数可能双双下探，监测预警信号系统则显示我国经济冷热不均现象明显。预计未来国家将继续积极坚定地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扩大需求，并加大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2012年2季度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呈现出稳步下行态势，以CPI为代表的物价波动也明显趋缓，物价上涨率处于2.5%以内的温和范围。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世界经济的回暖步履艰难。国民经济处于潜在增长率下移、结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的叠加阶段，结构性矛盾突出，经济运行表现出特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下行压力较大。
今年以来，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6月实现城镇新增就业717万人，失业率保持较低水平，重点群体就业平稳。然而，产能过剩集中地区的失业风险正在不断加大，就业质量有所降低；“双创”发展基础依旧薄弱，对就业的带动效应弱化；就业问题引发的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可能制约未来消费增长的潜力。预计下半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不乐观和国内淘汰落后产能将对就业产生较大压力。与此同时，人口生育政策调整、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增长以及宏观就业政策的加码将缓解“就业难”问题，就业工作的重点是淘汰落后产能和结构调整导致的下岗人员再就业，应从就业补贴、技术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
上半年，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资本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我国利用外资保持稳步增长，结构不断优化调整：传统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逐渐减弱，服务业及高技术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增长强劲，东部地区平稳增长。与此同时，我国对外投资步伐加快，投资行业的分布格局由自然资源领域向服务业和制造业转变，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净流出国家。展望下半年，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将保持稳步增长，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将继续上半年的趋势，我国对外投资强劲增长势头不减。
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平稳增长，但也暴露出若干问题。持续存在的经济下行压力开始通过就业、收入渠道对消费产生滞后影响。吃、穿、用等基本生活类消费增长稳中略缓；城乡居民消费增速仍在回落；新型消费仍有很大空间，但需寻求新突破；餐饮、汽车和住房相关等消费仍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展望下半年，就业和收入增长仍是影响消费需求释放的主要因素。建议多渠道促进就业，特别是确保产能过剩行业下岗分流人员再就业；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促进农民增收，带动我国消费需求平稳增长。
今年上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贸易投资下降，政策空间收窄，不确定性上升，逆全球化倾向升温，这凸显了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增长动力、市场信心、政策空间和政策协调四方面的不足。展望下半年，世界经济仍面临美联储加息、英国公投后续发酵、国际金融体系风险和地缘政治冲突上升等不确定性，经济增长可能有所减弱，国际油价也将维持区间波动。
上半年，工业各项指标在合理区间运行，符合预期。随着供给侧改革效应释放，新旧动能平稳转换，工业结构调整延续稳步前进的态势。但也应清醒地看到，国内外市场尚未形成需求回暖的基本面，周期性矛盾与结构性问题相互交织，去产能工作面临的问题和风险彼此缠绕并且很有可能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暴露显现，工业增长“稳”的基础不牢，“进”的幅度受限，产业发展下行压力依然突出。保持工业平稳增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优先做好降成本和去产能两项工作，为提质增效、市场出清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为制造业强国战略的纵深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6月23至24日举行的英国脱欧公投，最终以脱欧派获胜告终，成为2016年迄今为止最大的“黑天鹅事件”事件，随即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不仅导致国际金融市场连续剧烈动荡，而且迫使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三个月后辞职，国内政坛陷入乱局，英国与欧盟及其他成员国间的关系更骤然紧张，加大了国际社会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乃至世界经济前景的忧虑。但目前来看，公投脱欧并不意味着英国脱离欧盟即将成为现实，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有赖于后续的脱欧谈判进程，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短期内对世界实体经济的影响较为有限。
基于就业和增加值数据，本文对2013年中美两国行业结构及主要行业劳动生产率进行了对比研究。与美国比，无论是用就业还是增加值结构数据衡量，我国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比重明显高于美国，而第三产业中的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等行业比重则明显低于美国。经分部门购买力平价指数对行业增加值调整后，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由46.4%提高至53.2%。在产业劳动生产率方面，我国所有行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明显低于美国。按产业分，2013年我国第一、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9.4%和22.7%，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也仅相当于美国的26.3%。
今年三月，经对温州、杭州两地的投融资情况进行调研后发现，新常态下浙江省经济初步筑底企稳，未来形势审慎乐观。在促进投融资方面，浙江省规划先行，引导资金回流，优化投资结构，防范化解“两链”风险，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取得明显成绩。同时也面临着贷款难和难贷款并存、互联网金融风险加大以及浙商省外投资潜在风险升高等问题。为此，我们建议应尊重市场规律，找准投资方向，聚焦金融生态建设，打破基础设施瓶颈，差异化考核政府能力，综合施策，有效推进投融资体系的健康发展。为及时研判经济发展形势，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我们对温州、杭州两地的投融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情况如下：
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新兴经济体仍面临严峻挑战，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IMF等国际组织不断下调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展望近期，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低位徘徊；国际贸易延续下滑趋势，外需增长乏力；美联储再度加息的时间推迟表明对实体经济预期不良；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发达经济体面临停滞风险。同时，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日益狭小，全球经济形势日趋复杂。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既给我国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发展机遇。
一季度，我国坚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增多，投资增速回升，房地产市场回暖，消费增长保持平稳，经济增长处于预期目标区间，结构转型取得成效，宏观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但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国内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任务压力仍然较大，经济企稳的基础并不稳固。未来，国家将继续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良好态势。
当前，我国经济正进入转型升级的攻坚阶段，僵尸企业已经成为挡在中国转型之路上的巨大障碍。近期僵尸企业不仅在数量上有增长趋势，而且越来越多出现在经济规模较大、税收贡献大、吸纳就业人数多的传统优势行业。要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应首先明确判定标准，摸清真实情况，看清不良影响，针对问题有效分类处置，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跨境投资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欧美“再工业化”虽然导致发达国家出现制造业回流现象，但国际产业转移进程并未发生逆转，而跨境投资方向则有心特点：一是全球跨境投资呈服务化倾向，发达国家在技术研发、品牌营销、系统总成、商务服务等领域继续扩大跨境投资，强化制造业综合竞争优势；二是区域一体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力度增大，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跨境投资增长显著；三是受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影响，国际产业资本流动上游化趋势遇阻，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医药、文化娱乐等领域跨境投资成为新热点。我国应顺应全球产业跨境投资的趋势，在加快国际产能合作、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转型升级。
从世界金融危机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球产业资本投资经历了巨幅波动，金融风险暴露、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货币政策普遍宽松、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发展中国家增长潜力不断释放等众多因素交织对国际产业投资形成了多元复杂影响，导致产业资本投资结构出现较大变化，形成国际产业资本加快布局未来的新特征。
“补短板”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五大歼灭战之一。当前，我国物质基础雄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经济社会领域依然存在诸多矛盾与隐患，未来发展的潜在风险不容忽视。产业供给结构失衡、基础设施存在瓶颈、人力资本相对短缺、“三农”问题仍未解决、贫困人口数量较大等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民生改善、阻碍转型升级的“短板”。补齐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短板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
进入2016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隐性失业显性化，汇率贬值和股市波动风险上升。国际资本市场波动剧烈，大宗商品特别是石油价格在波动中下滑明显，世界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也明显增加。国际国内影响因素迭加，一季度我国经济将继续趋缓，但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态势并没有超出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判断，建议在继续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