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业发展报告

　　在美中贸易摩擦与美联储加息的压力下，东南亚经济体今年或将面临重大经济阻力。一方面，美中贸易摩擦仍有可能升级。另一方面，美联储进一步加息可能促使资本从东南亚流向美国，如果东盟国家应对不力，那么资本外流就可能损害本地区的经济稳定。为缓解不利因素的影响，东盟成员国应将推进区域性经济合作作为经济政策的重点。时间所剩不多，东盟应尽快采取行动。

　　新加坡和印尼于2018年10月签署了100亿美元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令两国可以在金融危机期间通过美元贷款互相支持。这份新货币互换协议表明，一些东盟国家对本地区现有金融合作体系越来越担忧。东盟国家有意在增强地区金融稳定性方面发挥更大、更直接的作用。然而，东盟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重建自己的危机管理机制。

　　所有迹象都表明，2019年印度经济将保持良好态势。预计印度经济增速将由2018～2019财年的7.3%升至2019～2020财年的7.5%。如果印度政府能够实施劳动力市场和外商直接投资两方面的改革，那么经济增速可望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预计印度通胀率将保持在央行印度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确定的目标区间内。12月份，央行行长Urjit Patel以个人因素为由辞职，从而结束了央行与印度中央政府关于经济政策的激烈争论。虽然旨在改善印度投资环境的深度结构性改革将导致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但印度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仍将提速。

　　虽然马来西亚经济增速在2014年见顶之后，到2017年依然令人满意，但众多问题导致公众对前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其中包括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腐败丑闻，生活成本提升，高家庭和公共债务。重要的是，许多幻想破灭的马来西亚人，感觉到他们无法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成果。由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领导的新政府面临着建立更具包容性经济增长的艰巨任务。因此，希望联盟开始调整一些政策，并更换另一些政策。随着新政府的新鲜感逐渐消失，公众的期望也将增加。

　　东盟一致性的符号和仪式可以掩盖却无法消除暗中的分歧与竞争。这些符号和仪式使得东盟不会因种种摩擦而彻底瓦解。它们是制衡长期困扰东盟的离心力量的稳定因素。东盟的独特价值并不是它有能力消除困扰东南亚地区的摩擦，而在于对这些摩擦进行管控。各成员国领导人知道，东盟减少了东南亚各国的内部竞争，这也是各国支持东盟的原因所在。

　　去年亚洲债券市场表现不佳。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认为，2019年资产回报率可能会有所回升。然而，鉴于全球经济在2019年很可能会同步减速，以及中国和印度两大亚洲经济体都面临重大风险因素，投资者今年应对亚洲债券采取谨慎投资策略。

　　虽然印度在国际经济与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该国依然是发展中经济体，而且还很贫穷。因此，印度的目标仍是减贫和提升国民生活水平。要实现此目标，印度需要良好的经济管理、明确的政策方向以及加强制度建设。目前，国内银行业与金融发展问题是印度国内经济领域最重要的问题。就外部因素而言，印度政府的改革声誉正在经受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考验。

　　印度社会已完全进入竞选状态。但在过去一年，国内银行业和金融业的动态才是印度最重要的主题。央行原行长辞职后，一位经验丰富的官员执掌央行，将重新关注政府和央行的共同目标，将政治从贷款和还款中剔除，促使新政府重新审视国有银行主要控制权的必要性。

　　APEC论坛已成立近30年，而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投资与发展合作的一些更早的工作。APEC各经济体无法达到自由与开放贸易投资的理想状态。但它们已足够接近这一状态，因而可以致力于实现无缝连接的亚太区域经济的理想，在此过程中为实现切实可行的中期目标而密切合作。

　　尽管印尼的预算赤字、国债和经常账户赤字都令人担忧，但没有理由担心该国会再次爆发1998年那样的危机。相比之下，更令人担忧的则是，印尼政府缺少注重科技、生产率与竞争的长期经济战略。印尼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并不能解决制造业和农业部门发展的主要阻碍。因此，在艰难的2018年过后，2019年多数印尼国民的生活状况很可能会一切照旧。

　　新兴市场经济增势在2017、2018年之交转强之后，近几个月已明显减弱。虽然目前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动向，但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仍面临众多风险。有观点认为，近期新兴市场增速减缓的主要原因是贸易因素，但未必是贸易战。如果没有新的不利因素，那么新兴市场理应见底回升。然而，这一结论的前提是贸易战不会再次升级。如果贸易战再度升级，势必会损害全球经济走稳的前景。

　　尽管面临众多挑战，越南经济总体上仍表现出适应能力。2018年该国经济增速约为6.8%，通胀率约为4%，经常账户盈余达到GDP的2.2%。然而，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和风险，越南政府需要继续进行雄心勃勃的改革。否则，越南将难以满足大规模基础设施、能源和技能需求，而这些正是越南保持快速经济增长所必需的。

　　以协调的方式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东盟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预计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东盟生产能力的增益规模将达到2160～6270亿美元。东盟必须将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共同体的一个新支柱，以图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机遇。这方面的努力不仅会增加东盟的数字经验，还有助于促进经济活动，实现包容性的经济增长。

　　印度总理莫迪曾被人们寄予厚望，但他履职后的表现却令外国投资者失望。外国投资者普遍认为，莫迪浪费了实现印度经济转型的一次好机会，印度需要更深入的系统性改革。这样的改革需要协调一致的战略和有能力在不同条件下调整战略的决策者，而这却与莫迪的指令式领导风格相悖。而且，莫迪与印度央行的冲突阻碍了改革的推进。这种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已悄然从印度撤资。

　　印度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自2015年以来急剧上升，2018年3月已达11.6%。而且，不良贷款问题至今尚无好转迹象。不良贷款问题虽然近期才引发市场担忧，但却反映了印度银行业的痼疾。金融抑制、政府所有和监管薄弱是导致印度银行业当前危机的关键因素。印度对国有银行困境的现行对策是资本重组，但至今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这种情况下，印度需要将国有银行私有化作为银行业改革的重要部分。

　　经过数十年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亚太地区的低收入国家已所剩无几。绝对贫困率大幅降低，而且将继续下降。如今，亚洲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口正由中低收入状态进入中高收入状态。然而，中等收入的新时代也要求亚洲各经济体构建新的伙伴关系，并建立新制度，以应对新挑战。

　　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隆隆声正变得越来越响亮。目前，东盟成员国尚未出现明确的货币危机风险。然而，如果东盟以及RCEP中的关键贸易伙伴没有及时采取实质措施，以预防货币贬值的后果，那么该地区潜在灾难性的经济衰退并非不可能。除了通过RCEP加强区域市场开放，以发展贸易并增进金融稳定性之外，多边协调的措施有助于东盟应对未来的货币危机。

　　东盟+3地区已经见惯了经济环境变化的挑战。过去10年间，该地区几次经受外部冲击，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几轮资金避险和资本外流浪潮。国际贸易的扩张以及金融网络复杂度的提升增大了资本流动波动的风险。要缓解这些风险，需要国家、区域以及全球诸层面的协调努力。在高度关联的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中，金融危机势必会频繁发生，但其发生时间和地点则难以预测。正因为如此，东盟+3地区必须现在就为应对下一次危机做好准备。

　　经过六年的发展，RCEP可望成为以东盟为中心的全面自由贸易区。RCEP很可能会成为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TPP之后第二个由亚洲领导的主要贸易协定。作为APEC走向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途径，RCEP也许会重燃国际社会对于广泛区域合作的兴趣。RCEP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其潜在价值有可能达到万亿美元的级别。

　　要寻找新兴市场对于各类风险的最佳对策，一个关键问题是理解各类不同风险的性质。根据各种风险的可预测性，本文构建了一个新兴市场风险的分类框架。文章将新兴市场风险分为“已知的未知事件”和“未知的未知事件”两类。事前保险仅适用于概率分布已知的风险，而且保险效力随着风险可预测性的增大而减弱。好消息在于，近几十年来保险技术进步巨大。如今，即使是自然灾害这样的肥尾风险也能以事前保险加以应对。更好地理解新兴市场面临的风险性质有助于在不远的将来构建更有效的保险工具组合。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的执政蜜月期或许正面临着经济现实的考验。分析师和投资者都在关注政府经济政策的更多细节。面对外部经济危机和贸易战的不利影响，马来西亚新政府必须锐意改革。如果新政府能以旨在消除市场扭曲问题的中期政策纲领取代缺乏实效的民粹主义政策，那么不仅会令国民经济受益，也会为政府带来其迫切需要的经济政策信誉。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全球贸易出现爆发式增长，经济体之间的贫富差距迅速缩小。亚欧两洲贫困地区的收入水平猛增，与美国的差距大大缩小；然而，新兴市场其他地区的趋同趋势则要弱得多。近几年，经济发展水平趋同的速度看来正在放慢，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或许再次进入了困难时期。这对收入水平最低的非洲尤其不利。

　　印度金融体系是国有银行业慢性危机与2008年华尔街急性流动性短缺的共生体。9月份，金融公司IL&FS对部分债务违约，此事引起的恐慌波及贷款规模占印度金融体系四分之一的影子银行部门。影子银行业的规模之大足以损害印度整个金融体系。短期之内，印度需要尽快解决影子银行危机；长期而言，印度金融业需要进行彻底改革，否则其经济就无法保持快速增长。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期间，双方在“一带一路”领域宣布的投资合作规模甚至超出了人们先前的预期。安倍本次访华，影响最深远的新动向或许就是双方的基建投资合作。中日联合项目开启了两国在高难度跨国基建项目原则问题上的对话。中国的邻国需要与中国对话，以图更有效地应对风险，并找到失败项目的恰当处理方法。

　　金融危机屡屡发生，并会造成毁灭性的经济与社会影响。除了强化国内制度与框架外，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的更好选择是，各国加强关系，并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务实的战略性交往。例如，各国建立类似APEC的经济联盟，合作促进外资、加强国内市场竞争、改进基建决策与管理，这些做法有助于增进市场信心、提升能力并改善所有参与国的经济与社会状况。这可以成为区域和全球危机融资的有益补充。亚太各国应把握机遇，在下次危机前做好准备。

　　当前，各个企业和国家都在争夺因贸易战而从中国外迁的业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自己的强硬策略能让更多工厂回到美国，但至今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出现了这种情况。相反，其他亚洲经济体更有可能成为受益者，因为它们更有能力填补中国留下的空白。然而，替代中国制造业并非易事。而且贸易战是一把双刃剑。亚洲经济体与中国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遭受美国关税的打击。关键问题就在于，它们吸引中国外移产业的得利能否弥补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减速的不利影响。最新数据显然说明，亚洲已经受到了贸易战的打击。

　　亚洲金融危机的20年之后、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10年后，全球金融市场再次阴云密布，酝酿着风暴。当前的全球经济脆弱性源于两种结构性失衡，一是美国对别国的巨额净负债；二是全球经济增长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最有可能引发下一次全球危机的因素是地缘政治错误。在政治家的决策反复无常的情况下，央行领导人或许是唯一有能力应对金融风险的专业人士了。然而，由于特朗普总统并不关心专业意见，因此，相比可度量的金融波动风险，不可度量的领导人个性风险对亚洲市场的威胁更突出。

　　亚洲具备继续充当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潜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亚洲的未来是一片坦途。就短期而言，资本流动剧烈波动导致的金融风险构成了当下的重要挑战。就长期而言，亚洲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则可能造成持续几十年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亚洲经济体必须集中力量提升生产率和效率、发展人力资本、建设基础设施、改善治理并将税收投入公共支出。否则，亚洲的经济增长前景就会失去保障。

　　RCEP当前方案的成败将取决于印度如何回应那些更积极的成员国关于推进高度贸易自由化日程的诉求。印度是否会对贸易自由化诉求做出积极回应，则取决于两方面因素：RCEP谈判本身的动向，以及印度国内势力的诉求。来自印度的信息是明确的：RCEP协议不会有大规模市场开放。几十年以来，印度的农业和制造业一直陷于低生产率的泥潭中，可以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政策框架仍无迹可寻。为了让印度有意愿成为亚洲地区一体化项目的参与者，印度决策者和企业必须努力实现国内经济的快速复苏。

　　决策圈和学界普遍认为，造就发达的制造业是走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基本路径。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利益在于，吸收大量劳动力，并为他们提供高收入的生产性工作岗位。然而，多数非洲国家虽然具备制造业潜力，而且取得了可喜的发展成果，但制造业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工业发展的不足制约了非洲的经济转型机会，令其难以创造出减贫所需的优质工作岗位。有专家认为，非洲有望成为“世界下一个大规模制造业中心”，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外移将为非洲大陆创造巨大机遇。

　　年初以来，动荡与危机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旋律。种种风险意味着，现在理应思考亚洲是否有能力应对新的经济危机。本文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乐观。无论亚洲还是全球金融安全网都没有准备好应对下一次危机。这一结论对决策层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应及时强化全球安全网。

　　中国电子品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已成一些国家的眼中钉。从理论上说，如果贸易战升级，或对于供应链安全性的担忧加剧，中国生产外移的细流有可能转变为洪流。但事实上，由于中国优势太大，因而生产外迁规模很可能将是有限的。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一些人所谓关税和政治压力将导致很大一部分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说法，实属幻想。有专家提出了分拆电子品供应链的主张。由于全球电子品产业的相互依存度极高，因而彻底分拆貌似很难实现。然而，近期的事件确实会鼓励美国企业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反过来，中兴几乎被美国商务部置于死地之后，中国企业也会对美国技术产生不安全感。科技冷战尚未爆发，但已寒意逼人。

　　凭借内需的强劲走势，印度和印尼基本未受贸易战影响。但内需的优势却令它们面临另外两种风险的冲击：油价攀升和美国的货币紧缩。从理论上说，两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原本可以靠货币贬值解决问题。然而，货币贬值会加重它们的外币负债负担；而且两国还担心，本币走弱会导致持续贬值的恶性循环。这一轮新兴市场冲击与2013年的冲击不同，新兴市场的痛苦并没有连累美国，因而美联储没有理由改变立场。亚洲多年来都梦想与美国经济“脱钩”，但梦想尚未成真。

　　2018年新兴市场经济危机正在蔓延，犹如一列缓慢脱轨的列车。虽然这场危机不大可能成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次新兴市场危机的翻版，但很多新兴经济体将遭受一定程度的冲击。而且，一如既往，危机的影响将波及全球金融体系。当前的新兴市场危机发生在主要经济体的外围，尚不足以说服投资者完全撤离新兴市场。然而，巴西等更大的经济体已经暗潮涌动。全球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投资者应提高警惕。

　　越南已成为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任何导致世界贸易与经济增长出现倒退的事件都会对越南经济构成冲击。而美中贸易战就可能导致这种局面。目前，贸易战的影响仍限于美中双边贸易领域。就短期而言，美中贸易战可能导致更多外国直接投资流向越南。要抓住这一机遇，越南必须努力提升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管理能力，而这些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的。即使越南在中期之内能够取得进展，也可能遭遇障碍，因为无法保证美国当前的对华贸易限制不会转而针对包括越南在内的其他国家。越南要想在当前这种不确定而且具有潜在风险的全球环境下保持高速经济增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长期以来，东盟国家一直忽视提升本集团的制度能力，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选边站，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欧盟式超主权制度的过分恐惧。当前，东南亚国家比冷战以来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有效运转的东盟。然而，今天的东盟却远不能满足其成员国对它的迫切需求。如果东盟不能迅速进行成功的重组，那么在世界走向多极化而且纷争加剧的情况下，东盟很可能会进一步走向边缘化，而其成员国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也将随之削弱。

　　目前，新兴市场承受的主要压力依然局限于部分国家，但产生大范围影响的风险正在增大。对于经济状况最糟糕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政治问题不仅是导致经济增长前景恶化的核心因素，也阻碍了可靠解决方案的实施。要消除南非、土耳其、阿根廷以及巴西遭受的冲击，美国的政策以及新兴市场自身的政治状况都需要调整，而这些调整却难以很快实现。贸易战方面，美国消费者受到的影响仍微乎其微，但这种局面可能即将发生变化。随着加征关税的范围覆盖更多中国出口品，美国经济遭受的边际损害很可能会增大，而中国经济遭受的边际损害很可能会下降。这种情况下，中国或将采取观望态度。

　　多种原因增强了很多新兴经济体的韧性，因而它们已不再对发达市场的经济增长与政策亦步亦趋。然而，与这些积极动向相应，新兴经济体也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包括流动性供应的顺周期性质越来越强、民粹主义政策日益得势、以及依靠货币贬值来替代必要结构改革的诱惑。年初以来的新兴市场资产大跌使得其价值与风险变得更为平衡。然而，新兴市场面临的众多风险意味着，对其资产应采取高度差异化的立场，因为市场流动性会放大价格冲击的影响。

　　以美元为支撑的金融市场驱动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的机制已经走到尽头。页岩油气革命令美国可以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减少债券发行量、并重振制造业。换言之，从某种角度而言，美国需要降低贸易自由度并实施保护主义措施，但自由贸易对全球其他国家仍然至关重要。这种利益冲突使得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这种情况下，世界需要适应一种新的国际贸易形式和一种多元货币体系。要使世界经济朝着一个新方向前进，需要有新智慧和新承诺。当美国选择“退出”时，亚洲以及其他国家应该发挥领导作用，创造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新世界秩序。

　　创建东盟、并将其作为印尼外交关系的中心是前总统苏哈托的重要遗产。而今，东盟已经与以往大为不同。而且，APEC成员国、可能的新版TPP成员国或中国领导的RCEP成员国身份为印尼参与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了充足的选择。正如东亚峰会一样，这些自贸协定的成员国身份将为印尼的外交政策提供回旋余地：既能保持东盟在其外交政策中象征性的中心地位，又能与对该国前途更加重要的强国和中等国家加强交往。